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，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，是沟通国家上下、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，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
1992年的那个春天，深圳仙湖公园，邓小平铲土种下一棵榕树。当旁边有人向他介绍“发财树”时，邓小平接过话头：“让全国人民都种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。”
毫无疑问，中国的改革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路的。“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，还谈什么优越性？”今天回过头来看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番话，依然振聋发聩。
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，邓小平的另一番话无疑引发了更多的共鸣：“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、大多数人穷，不是那个样子。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。”
从致力“先富”，到强调“共富”，“让全国人民都发财”，社会公平成为邓小平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。因为，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逻辑来看，“如果导致两极分化，改革就算失败了。”
正如马克思所说，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，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打破平均主义“大锅饭”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燃旺全社会的发展热情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。“效率优先”的策略性选择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，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，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，这才让“站起来”的中国，有了“富起来”的今天。
“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，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，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”。应当说，正是“先富起来”的历史选择题，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，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。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，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。缺乏效率的公平，不可能是真公平；丢掉公平的效率，也绝不合乎正义。如果改革到最后连公平都没有了，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？
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构想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时，就曾这样强调。在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之后，我们对什么是公平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。这种公平，既包括结果公平，也强调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。假如“寒门难出贵子”依然是人们无奈的喟叹，假如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依然是社会潜行的规则，假如“知识不是力量、编制才有分量”依然是体制壁垒的注脚，假如“无机会群体”的出现、“马太效应”的产生依然难以避免，甚至愈演愈烈，我们就很难说，“公平”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弘扬，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体现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将纾解人们的“公平焦虑&rd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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